毫无疑问，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形象有极大的损伤。如何维护个人和政府形象，是南京政府在事变后最为重要的事。南京方面就将其定性为叛变，是劫持统帅，张学良对此并无异议。如何处理张学良也是对事变的定性之一，如果放张回去，可以说是蔑视国法。国民党中很多人主张不放张回去。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并没有反悔之意，让本来走过场的军事法庭，成为张宣扬自己主张的演讲台。让国民政府非常难堪，更不主张放张回去。
事变后，如何重塑蒋的权威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在张学良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成为惟一的讲述者。
蒋介石认为事变是“蔑法坏纪’“毁坏纲纪”。
发布《对张杨训词》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时，在机场做了简短的训话，以此为基础，发表《对张杨训词》，它向公众传递的信息都是有的放矢。主要意思是张、杨二人负责；蒋自己没有被武力威胁，会宽大处理二人。
出版《西安半月记》
描述自己明知道西安存在问题，但自己勇闯虎穴，有点像古代御驾亲征的意味。逃离的时候，描述的态度从容，被捉的时候，大义凛然。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是张学良、杨虎城看到了蒋介石随身所带的材料，认识到蒋的爱国之心,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张言:“委员长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
描述自己浩然正气。里面有很多表达蒋大义凛然的词句，如“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为了表示抗议，以绝食的方式不吃东北军提供的餐食。
事变的亲身参与者张学良不再发声，蒋成为唯一的亲历者和阐释者。利用权力从上至下再造权威。
1937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并赠送与会者一本由他署名的《西安半月记》。
1937年6月，全国公开发售。并通过报纸、政府倡导的方式，让各级政府人员学习，学校举行演讲比赛等。
宣传效果良好，获得民众支持在舆论的宣传下，普通民众相信《西安半月记》所记述的都是真实的，对蒋的人格、革命热情、大无畏精神更加钦佩。
经过紧密的舆论宣传，蒋介石从落魄的阶下囚成为令人敬佩的领袖，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维护了自己和政府的形象，并一跃成为全国唯一的抗日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