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第三屠
在嘉定第二次被屠后仅仅二十天，原南明总兵吴之藩率余部起兵，反攻嘉定，城内清兵猝不及防，溃败后逃离。城内剩余民众第三次纷纷奔到吴军前，踊跃听命。但嘉定城中民兵基本是乌合之众，实力太弱小。当清兵反扑时，民兵很快就溃败了，清兵又一次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嘉定反清运动基本平息下来。三次屠城中，守身殉节，为国死难人民超过五万人。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清朝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两个月内人民自发起义抗清，大小战斗十几次，在清军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人投降。当广大百姓在为民族气节、文化命脉，不分男女老少踊跃抗清时，多数南明官员早已投降满清，堂而皇之地编起了辫子，以李成栋、浦嶂为代表的许多南明汉奸，甚至为清军充当征战先锋，成为屠杀江南人民的刽子手。曾经是南明徐州总兵的李成栋，身为汉人，不仅带领清兵卖力杀戮扬州汉民同胞，而且全权主导和实施了嘉定三屠的惨剧。还有浦嶂，在第二次屠城中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嘉定人民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这些人实为中华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露胔白骨满疆场，万里孤臣未肯降；
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抗清战役中江阴一无名女子殉节前的题诗
现在读来都不禁让人愤慨，在北京大明朝廷覆灭时，舍身殉国的朝臣们屈指可数。南明朝廷文官贪腐，武官怕死，宦官当权，朝廷官员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外部领兵大吏间互相争夺地盘无心防守，畏敌如虎，主帅逃跑，士兵跟风。仅扬州失守前后，清军在南京附近招降的南明军士就多达20万，这些南明军队在以后清朝统一全国时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满清军发挥的作用。有人说：（明末时）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
“两个社会”上下对比
社会上层阶级昏庸腐朽，底层人民却深明大义、勇于献身。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切情形，心中的哀痛和愤恨只怕比敌刀砍在身上的伤痛还要深重。南明抗清英雄瞿式耜对明朝遗臣的趋炎附势大为不满：“惟知奉承剃发之人，全不顾朝纲清议，太看不得。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
且不说嘉定城中仁人志士，即便是“秦淮八艳”中的李香君，劝情郎为大明守节，勿事异族，拳拳报国之心也是巾帼不让须眉。香君一颗爱国心，而南明小朝廷仅仅想要她的色相，面对朝廷官宦淫威逼迫，她不惜性命维护自身贞节和道德大义，用鲜血染成桃花，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乱世佳话。这就是清代著名传奇剧，孔尚任《桃花扇》中的故事原型。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都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可士大夫倒是放弃原则，随时准备改换门庭，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吧！
因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纵使执着、纵使顽强，却依然是软弱的……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被痛苦折磨，遍体鳞伤、无所遁形，却从未放弃对光明的追寻，依然微笑着，坚定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不经历黑暗的人，是无法懂得光明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为知识分子正名
后世很多人将南明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祸国殃民、败坏朝纲等等，如一些文章或节目指责文官集团沉溺朝廷党争，所以加速了南明的灭亡。但这种观点是片面和不公平的，应该说社会制度和时代环境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自秦汉以来逐渐下降，科举制度建立后，知识分子在制度化的晋升渠道引诱和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高压下，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明朝时期，知识分子无疑面临更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宦官专权与厂特制度结合，对朝臣实行严密的监视和打压，不仅动不动就得挨板子即廷杖，而且皇帝又生性残忍好杀，对自己不满的大臣就进行疯狂的屠杀。
建文年间重臣方孝孺因参与组织削藩、反对并拒绝与朱棣合作，最后被“灭十族”诛连亲友八百多人惨死。一代又一代的屠杀，杀尽了臣节，杀灭了言官对皇室的感情与信任，只剩下对皇权的畏惧。文人士卿或陷入朝廷党争走向腐化堕落，或因皇帝无道、宦官专权而变得懦愚不堪，真正有才干志士被排挤到政权中下层，无法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作用。
在这种黑暗或混乱的时期，知识分子的特性在于以人文精神为指导，内发式的个人道德成就为基础，讲求个人修养，以成就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而推演到政治设施，肩负起政治或社会批评的任务。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算不上是合格的知识分子。当满清兵临南京城下时，柳如是劝他与自己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一会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最后，他率领群臣在滂沱大雨中觍颜向清军迎降。相同的形势发生在嘉定时，全城士民在侯黄二先生的领导下冒着暴雨进行殊死抵抗。同样是知识分子，却有完全相反的抉择和结局。钱谦益固然保护了南京百姓免遭屠城，却由于热衷功名多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而以嘉定侯黄二先生、史可法、江阴“抗清三公”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尽管率领百姓顽强抵抗引发屠城之祸，但最终忠义壮烈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面对忠义名节和生命不能兼得的选择，应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或组织规定，知识分子应该舍生取义，普通民众就能忍辱苟活。任何人都有选择生或死，自由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所以钱谦益选择忍辱负重，史可法选择了为国捐躯，洪承畴、李成栋选择了归降满清。历史是厚重和残酷的，它甚至让人不忍去近看或细读。谁又知道，明末最大的汉奸，文武双全的洪承畴，在降清前也有一段奋勇抗清、视死忽如归的事迹。即使是明末最大的忠臣史可法，因才疏学浅、优柔寡断有过军政失误，甚至让坚固的扬州城一天内就被清军攻破。但是岁月的风沙磨去了往事中不重要的细节，留下的是风干的标本。历史是无情的，它不会给任何人辩白和改正的机会。所以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无论多么身不由己，无论作何种选择，大概都难免悲剧命运。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
士引领的社会风尚——儒者之勇，可师百世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句后人写给史可法的挽联，悼怀江南屠城中殉节的知识分子。是他们担当起“国家兴亡，士大夫有责”的重任，领导普通百姓完成了一场英勇悲壮的历史之战。知识分子以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护卫着社会中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用自身的爱国情怀和高尚气节，燃起人民内心的信念，营造出一种舍生取义、慷慨悲壮的社会氛围。清代学者钱大昕在《黄陶庵像赞》（黄淳耀号陶庵）中说：“儒者之勇，可师百世。”
嘉定文化昌盛，自古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李流芳，人称“嘉定四先生”之一，诗文成就蜚声海内。明天启年间，苏州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谄媚者争相往拜，嘉定知县谢三宾颇为犹豫，找李流芳参谋。李当即答道：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知县深表赞同，坚决不拜。可以想见，知识分子对人民的领导作用，他们的道德风尚对社会形成的重大且积极的影响。
嘉定至今还能看到纪念侯峒曾和黄淳耀的遗迹。城西有侯黄桥，汇龙潭公园有侯黄先生纪念碑，两黄先生的墓地前有一座表坊，清康熙帝题字“敕旨”额石，两旁有一副对联：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为国分忧，为民请愿，为理想赴死的南明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诗意地显现着他们独具风采的生存哲学，而这也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意义所在。
结语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抗清三公”中）阎应元殉节前题诗
穿越历史的浮尘，回望那一段血与泪、火与烟交织的苦难岁月，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那片沉重的历史画卷，知识分子为人民与国家谱写的激昂挽歌，回荡在时空隧道中，依旧惊心动魄。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当下的知识分子需要深刻的自省与反思，指引民族先辈挺过时代浩劫的信念和力量该如何传承和发扬？
